符號與思想

Gilles Deleuze

思想的圖像

　　若時間在「追尋」裡極為重要，這是因為每一個真理都是時間的真理。「追尋」首先便是在追尋真理。因此普魯斯特的作品裡維持了一種哲學的取向：它乃是在與哲學一爭高下。普魯斯特建立起思想的圖像，以和哲學的圖像相抗衡。他攻擊古典理性哲學的根本，攻擊這個哲學的預設立場。哲學家總是預設一個想法，認為心智之為心智、思想家之為思想家，都想得到真理、愛慕或憎恨真理、都自然而然地便會去追求真理。哲學家預先假設了思考本身乃具有善良的意志，因此他一切的探索都發自於這個「預先設想好的決定」(premediated decision)，而哲學的方法也是從這裡發展出來。從一個特定的角度來看，追尋真理便如此成為最自然、最簡單不過的事；只要下了決定去追尋真理，並掌握住一種方法，能克服外在那些會讓心智分神而把虛幻看成真理的不良影響，這樣就足夠了。追尋真理不過就像一件發現意念、並把這些意念依據思考秩序而組織起來的工作，一旦這些意念如此組織起來，成為許多明白的意義和形構出來的真理，追尋便完成了，心智之間也保證不會有什麼相左的意見。

　　在哲學家裡頭，有個「朋友」。普魯斯特對哲學的批判和對友誼的批判相同，這是很重要的一點。朋友就彼此間的關係而言，就像具有善良意志的心智，和事物及文字的意義協調一致：他們在一個互惠的善良意志的影響之下，彼此溝通。而哲學就像是表現一個普遍的心智(a Universal Mind)，它只和自己協調一致，以制定什麼是明白可以溝通的意義。普魯斯特的批判碰觸到一個根本的問題：只要真理是發自思考的善良意志，真理便都是抽象而專斷。只有傳統的東西才是明白可見的東西；這是因為哲學就如同友誼，都忽略掉黑暗的區域；而只有在這樣的區域裡頭，一些有效的力量才能加以闡明，一些決定性的東西才能說得明白，這些力量會作用在思考上，而這些決定性的東西會「迫使」(force)我們去思考。一個朋友並不足以讓我們接近真理。心智之間只能彼此溝通傳統的東西；心智只衍生可能的東西。哲學的真理因此欠缺必要性（它不「必要」是傳統或可能的東西），它標示出這種必要性（因為有「不必要」，「必要」性才得以出現）。真理不是被啟示出來，而是被洩漏出來；真理無法溝通，只能詮釋；真理也不是靠意志欲求得而得，而是非自主性的。

　　時光復得裡最重要的主題，便是追尋真理乃是非自主性一個典型的歷程。若沒有東西去迫使思想出現、去對思想施暴，那思想便什麼也不是。比思想更重要的是，把我們「導向思想的那個東西」；比哲學家更重要的，則是詩人。雨果在他最早的幾首詩裡寫哲學，因為他「並不滿足，仍在思考，如大自然，思考著朝向思想。」然而詩人學到了一件事，根本的東西乃在思想之外，根本的東西是在迫使我們去思考的東西裡。時光復得的主樂章便是「迫使」這個字：印象迫使我們去觀看，相遇迫使我們去詮釋，表達迫使我們去思考。

智性在白日的明亮裡所直接攫獲的真理之中，有些東西比不上生命在「無視我們存在」的情況下、在一個具體的物質印象中所傳達予我們的事物來得深刻而「必要」，這是因為此種印象乃透過感官到達我們，但我們卻能萃取出其中的精神‧‧‧。我應該試著去詮釋這些感官印象，把它們當作是如此眾多的法則和理念的「符號」來詮釋，這得靠著嘗試去思考如何把我所感受到的事物帶出黑暗，並將其轉化為一種精神上的等值品來加以完成‧‧‧。不論這是某種回憶，包含了叉子難聽的聲音或瑪德蘭餅的味道的這類回憶，抑或這是靠著某些圖像的幫助所書寫下來的真理，而我仍在心中試著找出這些如教堂尖塔或葦草的圖像的意義，不論是哪種，這些感官印象構成了一本複雜而精妙的「草木圖誌」，它們的第一個特色便是「我並非自由地」去選擇它們，它們乃以過去本然的樣子被賦予給我。我感覺到這個特色，應該就是它們真實性的表徵。「我並未回到」我曾摔倒過的那個庭院，「去尋找」那兩顆鵝卵石。這個感官印象以如此「偶然」又「無可避免」的方式被我「遇上」，但確實是這種「偶然」又「無可避免」的方式，掌控了感官印象所復甦的往事的真理，和它所釋放出來的意象的真理，因為我們感覺到它努力地升起朝光亮前進，因為我們感到再度獲得現實所帶來的歡愉‧‧‧。要去讀這些未知「符號」所寫成的內在之書（這些釋放出來的「符號」；似乎我的注意力會想去找出、會碰上這些符號，也會和它們擦身而過，就像探索深處的潛水夫），沒有人能用任何規則幫我，這種閱讀乃是創造的活動，沒有東西能代替我們來做，或甚至和我們合作‧‧‧。純粹智性所形成的理念，只具有邏輯的真理，一個可能的真理，是專斷的選擇。以圖像為字母寫成的書、以這些「我們無法追索」的字母寫成的書，這是我們唯一的書。並非我們所形成的理念無法有邏輯上的正確性，而是我們不會知道這些理念是否為真。只有印象，不論它們看起來是如何的微不足道，不論它們的痕跡是如何的難以辨識，只有印象才是真理的指標；僅就這點來說，只有印象才能為心智所理解，因為若能解除心智對真理的束縛，只有印象才有能力帶領心智到達更極致的完美境界，才有能力賦予心智純粹的喜悅。

　　迫使我們去思考的是符號，符號是一個相遇的物體；但確是這種相遇的偶然性，保證了它會引導我們去思考的必要性。思考的行為並非從一個單純而自然的可能性出發；相反地，思考是唯一真正的創造。創造乃是思想裡頭，思考行為的源頭。這個源頭暗含了某些會對思想施暴的東西，這些東西把思想從它自然而然的麻痺狀態、從它僅剩抽象的可能性中，給硬拉了出來。思考永遠都是在詮釋──在闡述、發展、破解、轉譯一個符號。轉譯、破解、發展乃是純粹創造的形式。明晰的意義形成便是清楚的理念出現。符號裡所暗含的只有意義；若思想有詮解符號的力量，有在「理念界」(Idea)裡發展符號的力量，這是因為理念界早已存在於符號裡，以一個被裹覆起來的複雜狀態存在，存在於迫使我們去思考的朦朧狀態中。我們只能在受到拘禁而不自然的時間中，去尋求真理。追尋真理的人是個充滿嫉妒的男子，在愛人的臉上捕捉到撒謊的符號。他是個敏感的人，會遇上印象的暴力。他是個讀者、聽眾，藝術的作品會對他發出迫使他去創造的符號，就像天才的召喚將他引向其他的天才。喋喋不休的友誼所能溝通的，比不上一個愛人靜默的詮釋。哲學和它所有的方法以及善良的意志，也比不上藝術作品神秘的迫力。創造，就像思考行為的源起，總是從符號出發。藝術作品自符號裡頭生成，如同它生成符號一般。創造者就像嫉妒的男子，就像神的詮釋者，審慎地檢視符號，真理便在符號裡頭出賣了自己。

　　非自主性的歷程在每個機能上反覆進行。世俗的符號和愛情的符號，以兩種不同的方式，為智性所詮釋。不過這不再是那種抽象而自主的智性，意欲獨自尋求邏輯的真理，並期望外在世界的侷限，能讓它建立起自己的秩序；而是一種非自主的智性，經歷了符號的壓力，復甦起來以詮釋這些符號，並趕走空虛，在這空虛裡頭智性哽噎，也趕走淹沒智性的苦痛。在科學和哲學中，智性總是「走在前頭」；符號的特色則在迎合智性，但只有智性「跟在後頭」，只有在智性必須「跟在後頭」的情況下，符號才會迎合智性。對記憶來說也有相同的情況；感官的符號迫使我們去尋求真理，但也因此啟動了非自主性的記憶（或是發自欲望的非自主性想像）。到了最後，藝術的符號迫使我們去思考；這些符號啟動了純粹思想，純粹的思想則表達了本體一部份的機能。符號解放了思想裡頭，最不依靠思想的善良意志的東西：即思想行為本身。符號啟動、也抑制了一種機能：乃是智性、記憶、或者想像。這個機能又啟動了思想，迫使它去思考本體。在藝術的符號當中，我們瞭解到純粹的思想乃本體的一個機能，也瞭解到智性、記憶、或想像，如何在思想與其他種類的符號的關係當中，把思想加以多樣化。

　　自主與非自主並非代表不同的機能，不過只是同樣機能的不同運作。感知、記憶、想像、智性、和思想本身，在自主性的運作之下，只是偶發性的運作；所以我們所感知到的東西，也一樣可以去記憶、去想像、或去思考，反之亦然。感知、自主性的記憶、和自主性的思考都不能給我們深刻的真理，只會引出可能的真理。因為其中沒有什麼會迫使我們去詮釋些什麼、去破解符號的本質、或去潛入深處如同「探索深處的潛水夫」。所有機能都和諧地運作，但卻是以一個代替另一個，以專斷而抽象的方式運作。相反地，每次當一個機能採用了非自主的形式，它便發現並達到了它的極限，並且飛越極限進入超越性的運作，也因而瞭解到自身的必要性和自己無可取代的力量。它不再能與其他東西互換。於是能夠瞭悟並接受符號的，不再是漠然的知性，而是一種感性：符號是這種感性的極限、是它的使命、是它極致的運作。智性、記憶、和想像，所有這些機能不再是自主的，而是以它們非自主而超越性的形式出現；然後每一個機能便發現自己能去詮釋、去闡明某種型態的符號，某種會對每個機能行使特殊暴力的符號。非自主性的運作，乃是每一個機能超越性的極限或使命。能去體悟本體的，不是自主性的思想，而是迫使我們去思考、是被迫去思考、是非自主性的思想。只有感性才能攫獲符號本然的樣子；智性、記憶、或是想像，只有依據符號的特定型態，才能闡明意義；也只有純粹的思想才能發現本體，才能被迫去思考本體，思考著本體乃是符號和其意義存在的充分理由。

　　也許普魯斯特對哲學的批判是很哲學式的。哪一個哲人不希望能建立起一個思想的圖像，而這個圖像能不再依賴思想者的善良意志和預先設想好的決定？每當我們提出一個具體而危險的想法，我們知道這個想法並非靠著清楚的決定或方法才出現，卻是藉著所遭遇到的扭曲的暴力而出現，這暴力無視我們的存在把我們引向本體。因為本體住在黑暗的區域，而非清楚分明的溫暖地帶。本體和迫使我們去思考的東西關係密切；本體不回應我們自主性的努力；只有當我們被迫去思考本體時，本體才讓自身被我們思考。

　　普魯斯特是個信奉柏拉圖的人，但並非在一個模糊的層次上如此，也不是因為他在凡德依的小樂句裡引出了本體或理念界才如此。柏拉圖在相遇和暴力的符號裡，提供我們一個思想的圖像。在《理想國》(Republic)的一段文字中，柏拉圖對世界上的兩種事物做了分別：一種事物會讓心智停頓，或僅賦予心智一個藉口，讓行動得以出現而已；另一種是會引領心智去思考，會迫使我們去思考的事物。第一種事物是認知的物體；所有的機能都圍繞著這些物體運作，但卻是偶發性的運作，讓我們可以說「那是一根指頭」、那是一顆蘋果、那是一棟房子，僅此而已。另一方面是可以迫使我們去思考的事物：它們不再是「可以辨識」(recognizable)的物體，而是會施暴的事物，是「相遇」(encountered)的符號。這些是「同時彼此相反的感知」，柏拉圖如此寫道。（普魯斯特會說：是同時對兩個地方、兩個時刻的共同感覺。）感官的符號對我們施暴：它動員了記憶，讓靈魂運動起來；靈魂接著刺激思想，把感性的拘限傳達給思想，逼迫思想去思考本體，就像本體乃是唯一必須去思考的東西。因此機能便進入超越性的運作，在這樣的運作當中，每一個機能均面對自己的極限，並與之匯合：感性掌握符號；靈魂，也就是記憶，詮釋符號；而心智被迫去思考本體。蘇格拉底便可以正確地說：我是愛(Love)更勝過朋友，我是情人；我是藝術更勝過哲學；我是強制和暴力，而非善良的意志。《對話錄》(Symposium)、《菲德魯斯》(Phaedrus)、和《菲依朵》(Phaedo)乃是三篇偉大的符號研究。

　　但蘇格拉底式的惡魔──反諷(irony)──存在於對相遇的預期心態中。對蘇格拉底而言，智性仍然走在相遇的前頭；智性引發相遇、煽動相遇、並加以組織。普魯斯特的幽默則有不同的特質：相對於希臘式的反諷，這乃是猶太人的幽默。一個人必須被賦予符號，願意去遇上符號，一個人必須讓自己暴露於符號的暴力之下。智性永遠要跟在後頭而來，當智性跟在後頭便是好的智性，也只有跟在後頭而來的智性才是好的智性。我們已經看見這個和柏拉圖思想的不同之處牽涉很廣。沒有「道說」(Logos)，只有埃及文字(hieroglyphs)。因此思考便是詮釋，便是翻譯。本體同時既是要被翻譯的事物，也是翻譯本身，既是符號也是意義。本體包含在符號裡頭迫使我們去思考，本體也在意義裡頭發展，以便能必要地去思考本體。到處皆是秘密文字，其雙重象徵乃是相遇的意外發生和思想的必要實踐：「既偶然又無可避免」。